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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的观点有：必须将通识教育始终贯彻到法律教育中，特 别是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以及法律社会学、法律经济学和法律人类学，应当成为每个法学院学生，尤其是进行高端培养的研究生，必须修习的课程。

法律家技术理性，使得许多人担心法律家远离民众，缺乏亲和力，变成为不食人间烟火者，甚至有悖离人间情理、违反社会伦理之虞。沈忠俊等：《司法道德新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页18。

[9]这种身份荣誉意识就是一种职业道德。笔者深爱这一理性道义之业，但对业中人士某些做法和现状的憎恶之情也与日俱增。另外，对法律家和医生作过比较的还有美国学者基特尔（R.kidder）。由于制度的不合理设计导致律 师队伍鱼龙混杂，律师素质参差不齐，尤其是律师的职业迈德素质令人担忧。其他方面与纯粹的生意经没有什么两样。

[23] 法律的特征之一是以权利义务的双向利益规定来引导人们的行为做到不违背道德。另一方面，重视法律家的培育。这种监督机制应包括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两个层面：国家监督主要包括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

在这两种情况下，软法通过其灵活性既可对急功近利的改革者形成约束，防止他们的急躁冒进和滥权行为，又可弥补硬法的滞后与不足，为改革提供适当的法律根据，保障和促进改革。[5] 此前，在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换届接班尚未形成成形的制度，从而政权存在不稳定的风险，例如刘少奇、林彪、胡耀邦、赵紫阳等都曾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人选，但是并未经过制度化的党内民主程序，从而均未能实现权力正常交接班。例如，美国总统任期不能超过两届的规定，就与由华盛顿和杰弗逊等人开创的政治惯例关系密切。在国家形成的初期，社会因素的比重大于国家，人们的行为受制于社会必然甚于受制于国家。

有人对党内法规姓法提出质疑，笔者曾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加以解释。二是形成，软法不同于硬法，其许多规则、规范不是制定而是共同体在运作、活动过程中逐步形成、不断生长的，如宪法惯例、行政惯例、社会惯例等都是经过人们长时期合作、互动和不断总结、修正和提练而成的。

宪法的这些条款显然不具有硬法的国家强制拘束力，但它们对于推进国家的良政善治，实现国家治理的总目标无疑是不可缺少和具有重要意义的。如果行为人因为某种原因（无论是恶意还是善意）撤销或改变自己做出的行为导致他人利益的损害，其应当对他人因此造成的损失予以补偿。作为与国家法相对应的社会法，是指由公民社会及其社会公权力主体，如社会团体、行业组织、社会自治组织等制定的调整其内部关系和相应社会公权力运作所涉及的外部关系，规范社会公权力组织内部机构、内部成员行为以及相应社会公权力运作所及外部组织、外部人员行为的规则系统。我国宪法仅规定了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等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而没有规定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中国共产党党章也没有规定总书记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因此，国家不仅应以硬法规范软法的制定主体及权限范围、软法的立法原则和制定程序、还必须建立对软法的完善的监督机制。在社团组织与国家机关互动的过程中，会形成各种成文或不成文的软法规则。完善软法的途径有二：一是制定，各种社会共同体，如社会组织、行业协会、高等学校、社区、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以及各种NGO、NPO，都应制定完善自己的组织活动章程、规则，依章程、规则运作、活动。否则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和任务就不能实现。

这种惯例一方面可提升党就国家重大决策程序的民主性和科学性，防止决策的失误，另一方面可促进协商民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此外，软法可通过对硬法的保障和适当补充、修正、对硬法僵硬性的缓和，在平衡改革、发展、创新与法治的所有三个关系方面，改进国家治理，促进善政良治，保障富强中国、民主中国和法治中国建设的协调统一。

软法的正当化和规范化要求不断对现有软法规则进行清理。行为人就不能随意撤销或改变其已做出的行为，损害他人的信赖利益。

但是，这种作用不是能够完全自发地产生和发挥的。[9] 目前我国正处于国家公权力逐步向社会转移的转型时期，公民社会日益成长。首先，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其次，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是依法（包括硬法和软法）进行的，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规范共同体成员的行为。法律条文通常是以硬法形式表现，而法律基本原则则一般以软法，且在很多情况下以不成文法的形式出现。例如作为公法基本原则的信赖保护原则与主要作为私法基本原则（同时也适用于公法领域）的诚信原则，都要求行为主体禁反言（estoppel）,行事不能出尔反尔，反复无常。

因为行政机关制定裁量基准时难于，甚至不可能对所有违法情形均予以考虑。关于作为软法性质的行政执法基准的适用，笔者曾在一篇论文中通过一个具体案例说明适用规则：[10]裁量基准不是硬法，没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但它作为软法，也不是没有约束力。

小平同志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从而，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法规会同时具有一定的国家法和硬法的因素。

可以考虑先有计划，有步骤地整理、编纂宪法惯例、司法判例、执政党党内法规、行政惯例、社会组织章程、规则汇编等，然后再整理、编纂其他软法规范。但是，目前我国这方面的软法还很不完善，迫切需要加强，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应引导NGO、NPO等社会组织、团体和事业组织健全其章程，推进其行为法治化。

从而它既受国家硬法的调整和规范，更要受网络虚拟世界自身运作过程中不断产生和形成的软法的调整和规范。[6]因为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共产党及其党内法规在国家治理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大陆法系国家，判例仅对今后本级和下级法院审判同类案件有指导意义，属于软法范畴。其六，司法判例 司法判例是指法院就典型性案件作出的对今后本级和下级法院审判同类案件有法律约束力的或有指导意义的判决。

自上世纪末以来，执政党在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就国家重大政治、经济、社会事项或重大人事变动作出决策前，都要邀请参政党领导人进行协商，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中国特色的现代国家治理不仅要求正确处理执政党与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等国家机关的关系，而且要求正确处理执政党与参政党及社会组织、团体的关系。

另外，执政党省级负责人一般兼任省级人大常委会主任也初步形成惯例，这种体制一方面有利于加强党对地方人大的领导和提高地方人大的权威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加强地方人大对地方一把手的监督。这一作用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的途径实现： 其一，软法通过其灵活性，平衡改革与法治的关系，既推进改革，又防止改革脱离法治的约束。

现代国家治理必须遵循作为软法的各项基本原则，无论这些基本原则是否有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三、完善和改进软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如前所述，软法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到本世纪以后，这一做法已基本形成惯例，凡涉及人民群众重大利益的立法，在人大审议过程中几乎都展开全民讨论，人民群众在全民讨论中提出的合理意见、建议，许多都被立法机关采纳，为正式通过的立法所吸收。周不服，诉至法院，认为根据《云南省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罚标准暂行规定》（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超速未达50%的，处罚款50-100元。另外，201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护法》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因为中国共产党担负领导国家的职责，但其本身又不是国家机关的组成部分，故不仅应通过国家法律，也应通过党内法规，规范其权力。

  摘要:  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软法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我国国家治理领域中的软法形式越来越丰富。因为现代社会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以及公权力的配置大不同于传统社会。

姜明安，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13]至于法律对政府覊束行政行为的规制，则主要是硬法的作用范围，当然软法在其中也可以发挥适当的作用。

[11] 本案行政行为的合理性、罚款多少为合适可进一步探讨，但一审法院将裁量基准视为硬性的法律依据是不适当的，二审法院完全无视裁量基准，在行政审判中完全不考虑（参照）裁量基准则更为不当。（二）规范执政党的行为，推进执政党依法执政 在中国，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关键在执政党依法执政、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